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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全名：《寻找祖国三千里——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的身份认同之旅》；再看看正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的文章，作者署名吴思汉。”“通过这篇报导，吴思汉报告自己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地，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然而，五年不到，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十四‘匪谍’枪决》的报导。这一次，吴思汉成为‘匪党支部书记’，而于前一天的清晨六时，与同案郭琇琮、许强等医界精英，在马场町刑场‘明正典刑’。”

　　我不是风雅之人，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可也来到这个莲花之乡。仅仅因为几个日据下台南二中毕业的50年代政治受难人提供的讯息——吴思汉的父亲当年好像在白河中山路开一家汉药店，我几次来到台南县白河镇。然而，因为没有认识的人介绍，我怕惊扰了惟一还住在那里的吴思汉的最小的弟弟，反而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于是几次在白河街上犹然挂着褪色的‘匀和汉药房’招牌的对街徘徊，不敢贸然登门拜访。我只能走到不远处的白河国民学校。那里原是日据时期吴思汉曾经就读六年的白河公学校。我坐在国小（即国民小学）操场的秋千上无聊赖地荡着，在同样的天空下，想象着当年的殖民地孩子是怎么度过他的童年的？

　　七万余字的长文，叙述视角不停转换。贯穿全篇的“叙事者”一会儿系作者本人，一会儿兼旁白；当事者、见证人如主人公吴思汉、吴思汉的同胞姐妹、妻子、吴思汉的同学、报社同事、台共、绿岛蒙难狱友等，不加粉饰按需出场，本色出演了一部可歌可泣、主题突出的无声电影。血肉般充盈全篇的时事、史料，尤其解密后的台湾“保密局”讯问笔录等，与主人公骨肉相融，扣入吴思汉流星般的人生：日据时期的愤懑成长，直至跨级考上日本京都帝大，然后怀着“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是惟一目的”的志愿，负笈东瀛；终于，他为了参加祖国抗战，弃学绕道东京，穿越朝鲜半岛，奔至鸭绿江边，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台湾作家钟理和有句名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复活于蓝博洲笔下的吴思汉，就是这样的原乡人。1944年，“这个说着生硬普通话的台湾青年，一会儿被日本人追查，一会儿被同胞怀疑”，经过一年零两个月出生入死的辗转跋涉，他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抗战陪都重庆。然而，“就像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的《中国暴风雨》所云：‘在战争将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在重庆，吴思汉参加抗日工作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

　　此处蓝博洲接续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李纯青晚年追忆吴思汉的文字：“据说特务机关怀疑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想找一个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当时太平洋海战方酣，美军反攻已到菲律宾，雷伊泰一战胜利，听说下一步准备在台湾登陆。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接头停当，要用美军飞机把这位台湾青年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实际上，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之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

　　1960年出生的蓝博洲，面对台下的大陆年轻人，讲述了一名台湾文学青年的成长史：懵懂孩童时，接受社会、学校无处不在的教育；到青春年少，开始思考“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时，人忽然变得敏感起来了……“侯孝贤电影《风柜来的人》，其中的主人公生活，就是我高中休学后的写照！”蓝博洲坦诚相告。他说，从中学开始到上大学、服兵役，他一直大量读书，尤其文学书刊，努力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去辨识、发见世界，去了解祖父、了解自己，了解真实的台湾和历史，从而在茫茫宇宙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我从阅读吴浊流的小说《无花果》，开始了解‘’；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获得力量！”演讲中，他还屡屡提到刚刚逝世的著名作家、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陈映真，他盛赞：当其他方式不能说话时，陈映真先生以神秘的小说方式来讲述。他告诉听众：“1987年春节过后，我决定选择一种介于文学创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工作作为自己思想锻炼的场域，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的工作队伍。”

　　到《人间》杂志，蓝博洲的首项任务就是：对发生在40年前的“”进行田野调查、写作，以制作纪念专辑。于是，一部在台湾知识文化界引起轰动的作品《美好的世纪》诞生，它发表于1987年“解严”前夕的台湾，当时可谓石破天惊。1985年即以小说获时报文学奖的蓝博洲自述，“《美好的世纪》是我暂停小说写作之后，第一篇文学性的作品”，“我也得到了陈映真先生的口头嘉奖，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蓝博洲一头扎进长期被湮灭的从“”到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民众史现场。

　　蓝博洲说，经过台湾牢龄最长的政治犯林书扬的介绍，他才得以采访隐名40年的郭琇琮遗孀林雪娇。饱经风霜的林女士向时年27岁的蓝博洲透露，丈夫临刑前一天，给一起服刑的她写了张纸条，内容是：“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说到这里，蓝博洲激动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我整个魂魄都被郭琇琮吸走了！”他的一只手情不自禁高高扬起，又落下。“我要写他！”郭琇琮牺牲前，设法告诉他的妻子，若能活下来，要她一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将死之人竟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

　　历史深处犹有回声的火热熔岩，就这么自海峡那边，不动声色而又分明轰隆隆地逶迤而来。蓝博洲说：“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人，并不是他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而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分裂，实现祖国统一！”所以“我就确定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之后的人生不做别的了，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一个个地发掘、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