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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能源在支撑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正倒逼能源体系深度变革。一方面，化石能源的高碳排属性引发了温室气体的指数级增长。根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MO）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加速了冰川和海冰的融化，也使得2024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另一方面，化石能源的地缘分布失衡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交织，加剧了能源安全风险。国际能源署（IEA）数据表明，全球75%以上的油气资源集中在中东、俄罗斯等少数地区和国家，资源禀赋不均衡叠加地缘政治冲突，使能源供应链脆弱性显著提升。在环境承载力与能源安全的双重约束下，能源转型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虽然化石能源有局限性，但能量密度高、供应稳定可靠、技术成熟度高，短期内要实现“完全替代”还面临技术与成本的双重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油气行业与新能源在技术、数据和供应链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协同互补特征，二者深度融合可有效发挥各自优势。以地热开发为例，地下评估、建模、钻井和地面作业流程与油气上游业务高度相似。国际能源署统计显示，常规地热项目约67%的技术和资源要素与油气行业重叠，而增强型地热系统（EGS）领域这一比例更超过75%。油气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技术路径和产业生态上的深度耦合，为能源结构调整与低碳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一方面，与传统项目投资层层审批、从“头”建设的思路来看，并购可以快速介入某领域，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大幅缩短新领域业务培育时间。另一方面，以股权为交易对象的并购具有退出渠道畅通、投资风险分散等优势，交易之初就有灵活处理空间，有利于及时调整战略，更好地把控转型节奏和风险。如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收购海上风电、储能等优质资产，通过多能源协同策略，在能源转型进程中把握主动权；道达尔能源2023年整体出售气候风险投资部门TotalEnergies Ventures，实现投资组合的灵活调整和优化。

　　可再生能源细分领域发展呈现不均衡特征。彭博新能源财经数据显示，2010年~2024年，全球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从9.7吉瓦增至1080.3吉瓦；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从151.1吉瓦增至1100.7吉瓦。中国、欧盟、美国、日本等技术创新活跃国家和地区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长，其中中国贡献了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增量的40%以上。此外，由于资源勘探成本高、区域分布不均衡等原因，全球地热发电装机容量仅从2.2吉瓦增至7.8吉瓦。潮汐能、氢能等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全球装机容量相对较低。

　　全球油气并购与可再生能源并购从“趋势同步”到“逐渐分化”，反映出能源转型持续推进。2020年前，油气与可再生能源并购均受宏观经济环境驱动，并购交易数目与金额同增同减，呈现同频波动特征。2020年后，在能源转型加速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油气并购大幅下降，可再生能源并购增长并达峰，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2023年油气并购逆势回升，主要原因是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油气企业在现金流改善后掀起北美页岩油并购潮，希望通过掌控低成本、低碳排放的核心资产，延长油气业务生命周期。如雪佛龙收购赫斯公司、埃克森美孚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公司。油气并购市场的短期波动显示出美国油气企业“聚焦传统能源”和“选择性转型”的策略，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有限。

　　短期内，油气公司的新能源投资受到抑制，但仍将以关键矿产、储能、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为重点稳步推进。2025年，部分国家取消清洁能源税收优惠，政策转向推动传统能源开发；西方能源企业壳牌、bp等一季度利润下滑后，削减可再生能源支出，并增加油气投资。但油气公司的新能源投资不会出现 “断崖式”调整，而是呈现巩固传统能源与选择性突破新能源并行的格局。油气公司更强调通过碳抵消和CCUS项目对冲政策风险、布局关键矿产，如雪佛龙布局锂业，利用现有钻井技术提取锂资源。

　　2010年，全球兴起首轮可再生能源发展热潮，各国推出补贴政策，油气企业开始小规模试水，通过并购风电、光伏项目探索转型路径，但当时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高、商业化前景不明，后续增长乏力。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全球气候治理框架落地，油气企业再次尝试通过并购布局可再生能源，但受油价波动影响，企业资金优先保障传统业务，并购规模有限。2021年，油气企业掀起跨界并购热潮。国际油价回升为油气企业提供了更充裕的资金支持，而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使投资价值日益凸显，跨界并购进一步加速。

　　欧洲石油公司采取较激进的能源转型策略，构建多元化新能源版图。以bp、壳牌、道达尔能源为代表的欧洲企业通过高频次并购交易加速布局光伏、陆上和海上风电、氢能和储能等业务，可再生能源项目目标收益率较传统业务低5%以上。2000年~2024年，仅这3家公司完成的可再生能源并购交易数量就占全球油气企业并购新能源总量的11.6%，交易金额占比更高达34.98%。在推进战略转型的同时，各公司一方面通过回购和分红提振资本市场，保障融资渠道畅通；另一方面动态调整业务组合，在传统油气与新能源业务间建立现金流平衡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加速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

　　相比之下，美国石油公司则采取更审慎的能源转型策略，通过投资并购实现重碳业务的低碳化升级。以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石油为代表的美国能源巨头，近年来持续加码CCUS、供应链脱碳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并购。如2024年埃克森美孚以49亿美元收购CCUS解决方案开发商Denbury，强化了其在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方面的基础设施优势，为规模化部署CCUS项目奠定了基础。这种以CCUS等脱碳技术为核心的投资并购策略，既能更好地利用油气行业在地质勘探、工程作业等领域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又能通过资本运作加速现有业务的低碳化转型，在能源变革中开辟了新的价值增长点。

　　可再生能源区域发展不均将影响整体目标的实现。当前，可再生能源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特征，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占全球85%的投资份额，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比相对较低。区域性投资失衡不仅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而且将影响全球低碳转型资本的流动。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再生能源投资环境不成熟，国际资本倾向于流向政策稳定、基础设施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将进一步拉大不同地区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规模和减排能力上的差距。

　　1.政策与技术双轮驱动，并购将进一步活跃。短期来看，随着利率下行和技术成本下降，可再生能源并购的“逆周期”属性将进一步凸显。长期而言，碳中和目标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正在重塑资本流动格局，可再生能源并购将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虽然近期部分国际油气公司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动作趋缓，甚至剥离非核心资产，但本质上是其战略重心向技术密集型领域主动调整的结果。国际油气公司凭借资本市场运作经验，可在技术突破期通过并购整合资源，重新布局能源转型赛道。未来，“收缩—聚焦—再扩张”的资本运作模式将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并购市场热度上升。

　　与此同时，中东、中国等地区和国家采取更开放的外资政策，为跨地区合作提供新机遇。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东盟、欧盟—北非、中东—南亚等区域的技术、资本、资源互补，将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扩张的核心动力。在此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并购也将呈现显著的区域圈层特征：中国—东盟技术走廊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规则加速光伏产能整合，欧盟—北非能源共同体通过“绿色协议”资金支持跨境电网互联，中东—南亚资本链借助主权基金与技术合作绑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上述三大区域协作将贡献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量的72%，标志着并购市场进入“地缘技术协同”新阶段。